中国通史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解说词

历史背景

1、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愈加骄奢，荒淫无度。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2、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山东王薄、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

3、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李渊与窦皇后次子李世民认为，只有拥兵自立，才能保住家族地位和利益，并趁机扩张势力。在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率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7年三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

随后，隋末农民战争变成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

4、公元624年，各地农民军和割据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山河归一。

统一中国的不朽功业主要由李世民领导下完成。

李世民战功赫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

天下必归枭雄。于是，一场流血政变就在眼前。

公元626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他们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

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

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忙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混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

5、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

杀兄逼父，这种人间惨剧自然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李世民通往皇权之路与隋炀帝有类似之处，甚至更为血腥。但在后世帝王将相眼中和传统史家及文人墨客的笔下，对二者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

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当务之急。

出现原因/采取措施

1、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公元621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致当世文士。馆中集有“十八学士”：既有以诗赋文章名世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

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

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

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

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忠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

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世民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

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gui）、戴胄（zhou）、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彝（yi）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

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进谏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总共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施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也正是李世民对此的清醒认识，让他具备了多数君王所缺失的宽容与大度。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诸子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李世民认为魏征说的有道理，便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

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便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治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

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治国。

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

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

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

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

2、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唐律》是中国古代保存下来最古老、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

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公元635年，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

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朕即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刑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公元631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狱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还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将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

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都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

贞观年间，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大家纷纷涌向长安城东。

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

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

3、藉田之礼荒废既久，现在得以恢复，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就可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

4、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勾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八百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从此无复水害。公元633年，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公元636年，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有相当的距离，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

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到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饱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掠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5、为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

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袋》。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公元652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三百八十万户，人口近两千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公元630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痛多年的

6、边患问题。

公元628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除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两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

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至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

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视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公元641年隆冬，16岁的文成公主穿嫁衣，画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

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去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以及各种药物和书籍，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

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

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在陕西的乾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之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蕃君石像”，他们是当时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14个少数民族首领。

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

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念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

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

7、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

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这是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正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这是为名“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竣”指的是在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史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

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达便水到渠成。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公元643年，贞观盛世迎来一个拐点。

8、打击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

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恸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的哀叹。

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u二）逝，遂亡一镜矣！”

失去了魏征这面最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黯淡下来。

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马周、高士廉、李靖……忠臣、爱妻、谏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渐不克终”现象。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

太宗驾崩，天下同悲，长安城中，百姓泪流成河。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作了安排：死后七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

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制欲……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验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离去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开元时期的史学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编辑《新唐书》的史臣们也说，唐太宗治下的贞观年代，是汉朝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中。

贞观之治（唐太宗统治下的治世）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1]

历史背景编辑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1]

唐太宗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

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2]，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3]

政治编辑

唐太宗即位後，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汤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分权行政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4]

君臣论治

隋末民变，使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5]

选贤任能

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5]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

从谏如流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6]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5]

整饬吏治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4]

完善制度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7]

轻刑订律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8]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军事编辑

太宗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太宗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後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9-11]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

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

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疆域编辑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经济编辑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5]

薄赋尚俭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救灾恤贫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5]

扶持商业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在他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4]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4]

人口编辑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12]